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纳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轨道。放弃中国惯用的阴历，采用国际通行的阳历，既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必要步骤，也是近代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表征。但中国时钟要拧到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历法问题，向来是关系社会民生的大问题，历史上每个新政权建立之初，都要通过改正朔、定历法等方式，来表示革故鼎新的姿态，希望通过变革历法，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中国历法，来源甚远，相传在伏羲、神农时，已有上元、太初等历，以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为岁首，黄帝轩辕氏将岁首改为建子，自是屡有改革，建子、建丑、建寅、建亥，代各不同。汉武以后，多沿用夏正。清袭明制，也是以夏历纪岁。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４６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民国初年改用阳历，以公元纪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识，也是革故鼎新之举。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改变清廷的“正朔”，是主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者与主张改良的立宪派的共同思路。晚清革命志士用孔子诞辰纪年，以黄帝诞辰纪年，均含有这样的意思。以阳历纪年，还有与世界历法接轨，“求世界大同”之义。“改正朔”观念和“趋于大同”思想，是推行阳历的两大动力。

　　然而，这次“改正朔”与中国历史上开国之时的“定正朔”有所不同：过去仅仅是改变一个皇帝的年号，沿用的仍是夏历（农历），主要的岁时及与之相关的礼仪习俗等，基本上得到了保存。但民国改用阳历则不然，它所用的是一种迥异于阴历的西方新历法（阳历），它的推行，意味着旧历中的岁时节气及其附带的民俗文化的变革，甚至推翻。这不仅仅是风俗习惯上的不合，而是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变，是整个民俗文化的转轨。这些民俗文化，与农业社会相适应，与农民的日常农业生产相关联，如果以农立国的基本社会形态不改变，要根本变革这种民俗文化，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改正朔”、求“世界大同”，民国政府必须适应世界潮流，采用并推行阳历，庆贺阳历新年；但考虑到民众习惯势力的强大和民俗文化的深厚，又不可能骤然废弃阴历，不得不阴阳历并行。

　　民初阴阳历并行，出现了“民国之新年”与“国民之新年”的分立，“官家之年”与“百姓之年”的对峙。有好事者署春联讥讽说：“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形成了历法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自然希望改变北京政府的“正朔”：由阴阳历并用，改为专用阳历，并将阳历定为国历，而将阴历视为旧历、废历，以示自己是新的革命政府。１９２８年５月，内政部草拟《普用国历办法八条》，呈请国民政府允准，发起了一场推行国历（阳历）、废除旧历运动。查禁旧历书、颁行新历书；改变商家结账习惯；废止旧历岁时年节，代之以新的纪念节日，是其废除旧历的主要举措。

　　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过程中明确申明：废除旧历的同时，连带取消旧历岁时节令。其取消之法，就是或直接将旧历岁时年节废除，或将旧历节气，原封不动地移为阳历月日，并将在旧历年节的习俗及活动，统统移到阳历年节来进行。

　　１９２８年４月，内政部明确通令各省区市，将旧历年节应有的各种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娱乐活动，移至阳历新年元月举行。这种简单粗暴而牵强附会的做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在政府看来，政府并非不许百姓“过年”，只是要他们照阳历去过；也并非不许民众娱乐，并非废除过年的一切礼俗风气，仅仅要改一个日期而已。可是在民众看来：“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

　　将过旧历时令年节时的庆贺活动挪到阳历上来，已经从根本上“变味”。因为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期，而是附属于这个日期上的一套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是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整个改变或转轨。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使用旧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岁时节令，如立春、元旦、元宵、填仓日、龙抬头、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过小年、除夕等等。这些岁时节令，尽管各地有很大差异，但赋予它的文化含义及各地的风俗习惯大体相似，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国初年改用阳历后，北京政府逐渐确立了一些国家纪念日，与这些旧历节令并行。据载，北京政府所奉行的阳历纪念日及节日有：１月１日为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４月８日为国会开幕纪念日，５月９日为“国耻日”，４月５日为“植树节”，１０月１０日为国庆纪念日，１２月２５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等，这些都是北京政府确立的国家纪念日。但由于阴阳历并行，这些新纪念日，主要是上层官厅、学校来纪念，在民间社会中并无太多的表示。

　　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旧历过程中，也采取了确定和增加阳历纪念日、用根据阳历推定的民国纪念日来代替旧的岁时年节的办法。它除了沿用一些北京政府法定的阳历纪念日外，还重新审定并增加了许多新的纪念日。上海市政府最初颁定的《革命纪念日一览表》，确定了诸如阳历１月１日为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３月８日为国际妇女节等２９个革命纪念日。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０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１００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及《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将纪念日分为“国定纪念日”和“本党纪念日”两种。这些纪念日，因为是以国民政府命令的形式通令各地党政机关严格遵行，故各地党政机关学校及团体大体上均能做到：“全国党政军各机关以及团体、学校、工厂、商店均悬旗志庆，除国府成立日外均放假。”

　　随着阳历的推行，政府法定的阳历新纪念日及按照阳历规定的新节日逐渐增多。到４０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数十种之多。除了上述纪念日外，还有：司法节（１月１１日）、戏剧节（２月１６日）、童军节（３月５日）、国医节（３月１７日）、美术节（３月２５日）、青年节（３月２９日）、儿童节（４月４日）、音乐节（４月５日）、母亲节（５月１２日）、禁烟节（６月３日）、工程师节（６月６日）、陆军节（７月９日）、父亲节（８月８日）、空军节（８月１４日）、教师节（８月２７日）、记者节（９月１日）、体育节（９月９日）、商人节（１１月１日）、医师节（１１月２日）、世界学生节（１１月１７日）及农民节（立春）、民族扫墓节（清明）、诗人节（端午）、护士节（５月第二个星期日）、合作节（７月第一个星期六）等。

　　国民政府废除旧历岁时节令的办法，根本漠视了旧历在中国沿用数千年并仍然有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与旧历岁时节令相关，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祭祀祖先、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并且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旧历岁时节令决非骤然能废除，而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对旧历节令加以禁止，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民间社会仍然沿用旧历岁时节令，对政府规定的阳历“元旦”“上元”“中元”等节令置若罔闻。

　　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习惯和浓厚的民俗文化，国民政府不得不寻求变通之道。１９３０年３月，内政部、教育两部制定了一个《旧历节日替代办法》，承认消灭旧历岁时节令的办法是“未当”的，必须加以变通。其变通之道，就是保留旧历元宵、上已、端阳、七夕、中元、中秋、重阳、腊八等旧历节令，但一律改用阳历月日计算；凡民间沿用旧历所有之观灯、竞渡、乞巧、祀祖、赏月、登高等娱乐及休息之风俗，均听其依时举行，政府不再加以干涉。政府想通过这样的“变通”和“移置”，达到寓酌改旧俗之意。

　　阳历自身的科学性和便利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在中国流行起来；但旧历自身包含的合理性因素，及民众对它有文化需求的客观现实，说明旧历是仍然生长在民众生活中的“活文化”，也不会轻易消亡废弃。故政府在推行阳历时，只能是逐渐剔除旧历中封建迷信的成分，吸收旧历中那些与农时、民俗有关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形成一种以阳历为主、同时参以旧历节令的真正“国民历”，才能既顺应世界大同的趋势，又不失民族的特性。

　　正是在这种政府向民间社会作有限的妥协与退让，同时民众受潜移默化影响并逐渐参与阳历庆典的相互调适中，阳历及其节日逐渐为社会各界认同，在３０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以阳历为主、旧历为辅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