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不仅承继和重申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部署和要求，明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且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需要，创新性地提出“两个更好”的重要论断。其中一个“更好”是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另一个“更好”是指，“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两个“更好”之间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相衔接。这一论断是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内涵和指向的拓展和明确，是党通过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波澜壮阔的实践历程而形成的关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最新认识成果和重要理论创新。

　　实际上，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全程的重要逻辑线。从特定意义上讲，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也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酝酿到启动、由试点到推广、由拓展到深化的历史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十二大提出“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又经过党的几次重要会议的积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新的突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直到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实现创新和拓展，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两个更好”、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新论断，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条清晰的逻辑线贯穿始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由此，也可以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的时代强音，标志着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达到了新高度，彰显了党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更好结合起来、追求“止于至善”的历史主动和鲜明导向。《决定》关于“两个更好”、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新论断，旨在跳出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窠臼，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这样的“格局”首先体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既各有长处，又各有不足，辩证统一、互为补充，不可偏废、不能割裂。政府和市场矛盾的实质是谁更能有效配置资源，而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则是人类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中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因此，当然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本身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补位，进行科学、合理、适度的调控和干预，保障经济健康持久发展。

　　这样的“格局”还体现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相辅相成、互促共生的双赢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你大我小、我多你少的零和关系。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就需要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一方面，对于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和配置资源的领域，比如大量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就可以简政放权，放足、放到位，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失灵）的领域，比如社会公益事业、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突发经济事件的应急等，政府就要及时补位，管好、管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办好市场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决定》在定位政府和市场关系时，没有用“更多”而是用了“更好”的表述。一个“好”字，富含意蕴，彰显智慧。

　　上述核心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放得活”侧重强调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管得住”侧重强调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二者合起来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