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近期都经历了发热，除了口服退热药物这个措施之外，可能是治病心切吧，有些人也在情急之下尝试了别的手段，比如

　　大家无须讶异至今仍有人会觉得放血疗法对退热有用，因为这与人类的思维定式有关，很多人也不了解大部分疾病的一般规律。

　　就发热来说，根据体温数值曲线的不同形状，可大致分为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波状热、回归热、不规则热等热型。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即使正处在发热的状态中，他的体温数值也不大可能恒定在某一数值一动不动，如果在病人体温恰好刚要进入低值之前，针对病人实施了某种措施——比如放血——那就很有可能让人认为是该措施导致了病人体温的下降。

　　再加上放血疗法本身带来的安慰剂效应，让病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期待中的关心和照顾，这都能让病人产生症状缓解、病情减轻的感觉。

　　但放血疗法毕竟是有创操作，尤其是有些人是在手指尖放血，这是人类神经末梢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不小心伤到都会痛得人立刻缩手（这个反射甚至可以不经过大脑就能完成），更别说有意去穿刺和切割制造的疼痛了。

　　虽然说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风险，但为了一种根本不可靠的治疗方式，承担这样剧痛的代价，实在得不偿失。

　　更何况，很多人是在毫无医学基本功培训的情况下在家中进行放血操作，指望着他们非常严格地遵循无菌操作也不太现实，因此，在疼痛之外，还要让病人承担可能出现感染的风险，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在我国汉代成书的《黄帝内经》中记载有：“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到了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也对放血疗法有所阐述，直到后来的历代医家，逐渐完善了放血疗法。

　　但中国古代进行的放血疗法一般令病人出血较少，一般也就 3~5 滴，至多不超过 10 滴，这与古代西方的放血疗法看起来好像区别很大。

　　按照古代西方的医学理论体系，很多疾病的原因都是身体内血液超负荷，所以治疗方式那就是大量放血。翻阅西方医学史，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疑问，到底有多少人其实不是病死的，而是被放血疗法提前害死的呢？

　　在 1628 年威廉·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之前，古代西方的医学理论中占据主流的是血液潮汐学说，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血液产生得很快，即使不放血也会被人体很快消耗掉，所以，他们放起病人的血来，也是大刀阔斧不怎么心疼。

　　随着医学的进步，尤其是微生物学和抗生素领域的进步和临床试验方法的普及，逐渐有一些设计严谨的对照试验证明，放血疗法非但对发热病人无益，还会增加病死率。这对流行了数千年的放血疗法来说，真是两面夹攻釜底抽薪的打击。

　　比如英国医生Alexander Hamilton在1816年研究放血疗法时，将366名患病的士兵随机分为3组，一组病人接受放血疗法，另外两组接受其他方法治疗，这3组士兵的基本条件大致相同。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的一组死亡35例。

　　大约同时期的法国医生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利用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证明，放血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效的。

　　但老医生们是没有那么容易认错的，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有些病人事实上就是被他们治死的，他们坚持说：“我们遵从的是最佳观点，我们认为自己没错，所以我们是清白的。”（语出[美]道格拉斯·斯塔尔《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

　　传统是有惯性的，有些观念并不会随着科学理论的进步自动消失。所以，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众人的恐慌里，我们看到放血疗法再次沉渣泛起是毫不奇怪的。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指出：按照我们能力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的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要产生某些偏见的，但是它们却远远延伸到了它们的诱惑力或它们的领域之外；因为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自己国家的和自己时代的偏见，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们的真理很久以后。

　　以现代医学对发热的理解程度，理论上早就不应该再让任何形式的放血疗法有存在的空间了，但我们还是非常遗憾地看到这类疗法虽已不再是主流，却也没有彻底消失。

　　也许只要医学尚不能彻底根除疾病，不能100%令所有病人对治疗满意，就一定会有一些病人希望奇迹出现，尤其是当医生忽略了疾病治疗过程中科学之外的社会心理因素，就会有病人转而向神秘主义、向古老的治疗方式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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