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同名称的“红四军”发展成“三大方面军”
毛泽东、朱德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第一支打出“红军”旗帜的部队。
1927年11月13日,湖北“黄麻起义”部队,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政府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
1931年12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将黄安县改名红安县。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则恢复黄安县。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再次改称红安县。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称“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这是英明之举。既有利借助苏联革命成功“红军”的影响力,又能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简称“国民军”,明确区分而不易混淆,更符合工农大众的心声。可谓一举三得。
红军时期,无论规模大小新起义的部队,几乎都会举起“军”一级的旗帜。此前已有“国民革命军”,起义部队自然与之抗衡,不可能以比“军”小一级的“师”为称号。这就像国民党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之“军”,对抗清朝、北洋政府军队的“镇”与“师”。红军部队自当不能低于“国民革命军”。同时,“军”作为统称,上口成俗,更易接受。作为具体级别,“军”的框架大,部队发展留有空间就大,并且一开始更有利于壮大声威,展示前进的力量趋势。
当时“红四军”的成立,与先后循序番号无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问过红四军番号的问题,当时接受采访的朱德总司令是这样回答的: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们要发扬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第四军是当时共产党影响力最大的部队,各级干部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在以叶挺为首的众多共产党员领导下,第四军在北伐中建立了赫赫功绩,被誉为“铁军”。
1927年南昌起义后,全国开始多次起义,成立了众多红军队伍。各支起义部队一切立足胜利,充分利用外在条件。享誉全国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自然成为优选。
但因特殊的战争恶劣环境,时间紧迫,受联系条件等限制,红军部队的诞生、整合或撤销频繁,无法统筹安排,部队番号缺乏统一规定,难免出现重复。1930年5月,中央军委开始规定主要根据地红军序列与番号,部队番号日渐规范。
除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四军”,另二支是:湘鄂西“红四军”,1928年6月,贺龙等人在湘鄂西成立。鄂豫皖“红四军”,1931年1月,由许继慎任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改称“红四军”。
井冈山红四军,发展成红一方面军;湘鄂西红四军,发展成红二方面军;鄂豫皖红四军,发展成红四方面军。
第三任王良:在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红10师师长率部担任主攻,活捉了敌军将领张辉瓒。朱德和毛主席决定以张辉瓒的钢笔和怀表来奖励王良。三个月后,王良在执行任务途中遭敌匪袭击,不幸牺牲。
第四任周昆:长征前任红八军团军团长,长征途中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抗战后任115师参谋长。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失踪。
第一任旷继勋:1931年5月,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在肃反中被杀,时年38岁。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第二任徐向前:红四军成立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31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
第三任王宏坤:1935年7月,升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再次任红四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129师385旅旅长。
第四任许世友:传奇战将,7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129师386旅副旅长。
第五任陈再道:此前任红4军副军长。长征到陕北后,接任红四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129师386旅副旅长。
红四军10任军长中,后来朱德、林彪、贺龙、徐向前4人被授予元帅,王宏坤、许世友、陈再道3人被授予上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时期,人民军队在最残酷恶劣的环境,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创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祖国人民永远赞颂与发扬伟大的红军精神!